文 / 鄭春鴻
「淡淡的三月天,杜鵑花開在山坡上,杜鵑花開在小溪畔,多美麗啊……」以《杜鵑花》歌曲聞名的作曲家黃友棣先生,最近病逝了,享壽一百歲。版權觀念高漲的今日,黃友棣先生卻早在2001年預立遺囑,強調「全部音樂作品皆可供人自由印行、演唱」乃至出售,「全無限制」,數年前為黃友棣先生拍攝紀錄片《留堂的孩子》的導演王志成說,這正是黃友棣先生「推廣音樂」的終極實踐。
王志成指出,黃友棣先生說曾有算命先生指他中年就會過世,因此他努力推廣音樂、作曲,急著把想做的事做完,沒想到活過了中年。他因此感嘆說:「我就像個留堂的孩子,其他同學都放學回家了,只剩下我。」紀錄片片名也因此取名「留堂的孩子」。
黃友棣先生以「留堂的孩子」的自喻,一直在我的腦海中盤桓。它令我想到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祖母告訴她說:「每個人都有一棵自己的樹,生長在森林的高處。腦筋聰明的靈魂會記得自己是從哪一棵樹來的,走進森林站在自己的樹下,有時會遇見老了之後的自己呢!」小時後的大江會一個人走入森林裡,等待著遇見老了之後的自己,準備問他:「人為什麼要活著呢?」
多數人確實到老都不了解「人為什麼要活著呢?」但是,對「留堂的孩子」來說,在空曠曠的教室裡,燈都熄了,大家都在外面玩了,都回家去了,為什麼自己兀自一人還坐在位子上不回家呢?他心裡倒是清楚得很。
可能性之一:他的功課沒有做完、沒有做好,他被老師留堂,要把功課做完做好,才可以回家。可能性之二:他自己想要留下來,多做一些什麼,這些事白天鬧哄哄不能做,必須一個人靜思細作才能完成。黃友棣先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被留堂了,但是他沒有獃獃地坐在位子上,他為人間、為安慰世人留下了好聽的歌曲。
其實,「留堂的孩子」豈只黃友棣先生,存活下來的癌症病人也都是「留堂的孩子」。癌症的治療三、五年,十分漫長。過程中總會遇上幾位談得來的病友。友誼剛剛開始,故事正待延續,難免要聽到有人已經先放學了。病友的離去,似乎也帶走自己部分去思之情,而偏偏那心思一片片疊在一起,還不足以帶走自己,於是就成了「留堂的孩子」。
既然留下來了,總不能獃獃地坐著,該做些什麼呢?黃友棣先生有黃友棣先生的答案,你有你的答案,我有我的答案。兄弟爬山,各自努力吧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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